“自得”是中國現代論學、論藝、論詩應用得相當廣泛的一個主要概念，特殊是在宋代表學發生后，理學家標榜其學為“自得”之學，其論學又貴自得，“自得”的應用頻率就更高。南宋學者真德秀，一部《西山唸書記》，“自得”一詞就呈現近百次。元代學者、文人應用“自得”一詞廣泛較多。明代陳獻章，其應用“自得”一詞的頻率不下于真德秀，其他如方孝孺、楊士奇、王守仁等，“自得”都是他們著作中凸起的高頻詞。于是，在宋以后的學術和詩學範疇，“自得”遂成為一個特殊主要的概念。可是，古人對“自得”概念的研討卻很少。就筆者所見，有李春青《論自得——兼談宋學對宋代詩學的影響》（《中國文明研討》1998年夏之卷），張毅《“萬物靜不雅皆自得”——儒家心學與詩學片論》（《中國文明研討》2002年冬之卷）。兩位的研討各有創獲，但鑒于“自得”概念的主要性，應用的普遍性和寄義的豐盛復雜性，這一題目無疑還有持續研討的需要。
要熟悉詩學“自得”論，就必需先清楚理學中的“自得”以及理學發生之前的“自得”概念，不然詩學中的“自得”概念無論若何都是說不清的。對“自得”作溯本探源的考核，是不成少的。
一、理學發生以前之“自得”論
“自得”一詞起源甚早，自先秦至宋代表學發生以前，“自得”一詞一向被普遍應用。先秦時代已用以論學，后來又用以論藝。當然，在分歧的語境中和分歧的話語體系中，其寄義是很不雷同的。追述并理清其意義變更，對熟悉宋元人論學論詩中“自得”概念，是非常需要的。
1.孟、莊之“自得”
“自得”一詞，在戰國文獻中曾經屢見。影響最年夜的，當屬孟子之論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記孟子之言曰：“正人進修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則居之安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則取之擺佈逢其原。故正人欲其自得之也。”他講的是為學的體驗和到達的境界。由于孟子之論直接為宋代表學家所施展，下文會較多觸及，此處暫不臚陳。先秦諸子中應用“自得”一詞較多的是莊子，代表之論是說人應“自得其得”而不用“得人之得”，如《莊子·駢拇》說：“吾所謂聰者，非謂其聞彼也，自聞罷了矣；吾所謂明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罷了矣夫。不自見而見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，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；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”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，自得其得而不得人之得，追蹤關心自我，身與心都著意獲取自性的知足，不從人以掉己。這是莊子的主意。到西晉人郭象注《莊子》，“自得”就成了焦點詞語。上海詞典出書社《哲學年夜辭典》說明郭象“自得”概念說：一是“指以安于天性為知足”，一是“指一種無依據的變更，義近獨化”。前一義，引《逍遠游》題下郭象注：“夫小年夜雖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場，則物任其性，事稱其能，各當其分，逍遠一也。”后一義，引《大批師》“夫道，無情有信，有為有形，可傳而不成受，可得而不成見”一節注：“道能幹也，此言得之于道，乃所以明其自得耳。自得耳，道不克不及使之得也。我之未得，又不克不及為得也。然則凡得之者，外不資于道，內不由于己，掘然自得而獨化也。”郭象此注顯然已分歧莊子之意。在郭象看來，事物之變更既非報酬，也非道的感化或遵守道的規定，而由于本身所具有的一種不成知的工具。“自得”之義，于是有些奧秘化。但這種“自得”之義，對后世卻頗有影響。
我們感到孟子與莊子所言“自得”，其義似乎頗不雷同，但元代學者陳櫟卻看到了其相通或甚至可說是雷同處，他說：“自得之說何昉乎？其殆昉于鄒孟氏、蒙莊氏乎？‘自得之則居之安’，其論正；‘得人之得而非自得其得’，其論奇。趣若異，回則同也。”他說明這雷同處是：“夫道可受而不成傳，中必自得，外至斯能受”，借以講為學之表裡關系。由於“道”“可受而不成傳”，所以“自得”就很是主要。所謂“不成傳”，實在道仍是要傳，只不外對于接收者來說，外有所受（外受）的前提是內有自得。自得為外受之前提，有自得，外受才有能夠（“中必自得，外至斯能受”）。則所謂“自得”，可以懂得為自心的感悟和貫通。這種懂得，顯然受了理學的影響。
2.屈原等以自足、恬愉為基礎義之“自得”
秦漢時，“自得”有最樸素之義，年夜致與自適、自安附近，是人個別心思感觸感染的描寫，心境愉悅而無悶，與“自掉”相反。屈原《遠游》：“漠虛靜以恬愉兮，澹有為而自得。聞赤松之清塵兮，愿乘風乎遺則。”清人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卷五釋曰：“自得，即恬愉之意。……虛靜而恬愉，有為而自得，正所為赤松清塵也，異乎迫厄而悲者矣。”所謂“清塵”，即安靜有為的境界，高傲的遺風，高貴的品德。自得則安靜有為，因此也寬閑自足，表示為怡然恬愉的心靈狀況與境界。《禮記·中庸》說：“正人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蠻夷行乎蠻夷，素患難行乎患難。正人無進而不自得焉。”循分守素，無過當之求，則無往而不自得。此亦近乎自足之意。這一意義之“自得”，一向用得很廣泛，如嵇康《與山巨源盡交書》：“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。”此所謂自得乃不自掉。這一意義逐步由表現自足愉悅的心情向景象和境界演化，于是就與人的品德產生聯絡接觸。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寫蘭亭會時之良辰美景，以及此時此境中的心情：“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仰不雅宇宙之年夜，俯察品類之盛，所以游目騁懷，足以極視聽之娛，信可樂也。夫人之相與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諸懷抱，晤言一室之內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雖趣舍萬殊，靜躁分歧，當其欣于所遇，暫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將至。”“快然自足”，一本作“快然自得”（“欣于所遇，暫得于己”也表達如許一種情懷），自足也即自得。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實為《上巳日會蘭亭曲水詩》序，王羲之自己詩有四言、五言各一首，四言詩有云：“欣此暮春，和睦載柔。詠彼舞雩，異世同流。”此即所謂“快然自得”。明人葉盛推尊王羲之，認為後人不克不及懂得王羲之之襟懷胸襟，說：“王右軍羲之《蘭亭詩》，有‘詠彼舞雩’之言，亦可見其襟抱非凡。”詠彼舞雩，即《論語》所記曾點言志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孺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回。”是儒家后學常贊賞的守素樂道，王羲之有這般胸襟，所以也盛稱他“襟抱非凡”。后世儒者向往“詠彼舞雩”（或稱“浴沂舞雩”）之景象，這些對后代詩學有著直接影響。
此一意義之“自得”，還有負面義，《史記》記錄：“晏子為齊相，出，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。其夫為相御，擁年夜蓋，策駟馬，洋洋得意，甚自得也。既而回，其妻請往。夫問其故。妻曰：‘晏子長不滿六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妾不雅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，乃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認為足，妾是以求往也’。”此乃驕傲自溢，大人物警惕胸，缺少年夜氣度年夜心胸，小有所得即趾高氣揚。此一意義，后世也一向沿用。如元代楊弘道《優伶語錄》所載故事，說在昔時避兵逃亂時，遇一同路人，“不負不荷，如有余赍”，“怪而問之，曰：‘我優伶也。’且曰：‘技同相習，道同相得。相習則相親焉，相得則相恤焉。某處或人，優伶也。某地或人，亦優伶也。我奚以資糧為？’言竟，自得之色浮于面。”此優伶之“自得”，乃自得揚揚，神情實足，沾沾自喜，有驕人之色。“自得”的這種負面意義，與學術和詩論中之“自得”，關系不年夜。
3.論藝之“自得”
“自得”一詞進進詩學範疇較晚，但進進書論畫論卻很早。唐人書論畫論中已屢見，但其義卻多有與先前分歧者。有“自若”意，如唐人竇臮《述書賦》評梁尚書仆射瑯琊人王克書法：“名劣筆健，乃逢王克。通流未精，疏快不忒。猶冬烘宿士，應用自得。”自得即自若。又有“自放”義，如唐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記李靈省畫：“李靈省，落托不拘檢。長愛畫山川，每圖一幛，非其所欲，不即強為也。但以酒生思，傲然自得，不知王公之尊貴。若畫山川竹樹……得很是之體，符造化之功，不拘于品德，自得其趣爾。”其為人之“落托不拘檢”、“傲然自得”，與其書之“不拘于品德，自得其趣”，都有“自放”義。安分守紀不成能有藝術發明，故藝術的自得取向于打破陳規，是很可以懂得的。自放才幹舒卷自若，翩然自得，構成本身特點，有超然之趣。所以，藝術的自得往往與超然之趣相連，表示為超出法式的自得。宋人所著《宣和書譜》這般評價釋曇林書法：
釋曇林，莫知世。貫作小楷，下筆無力，一點畫不妄作。然修整矜持，正類經生之品德高者。……累數千字，終始一概，不掉行次，便于疾讀。但恨拘窘法式，無飄然自得之態。然其一波三折，筆之勢亦自不茍。豈其意與筆正，特見嚴謹，亦可嘉矣。
“飄然自得”從自放來，其背面是“修整矜持”、“拘窘法式”。不克不及“自放”就殊乏意趣。超出法式，舒卷自若，是為飄然自得。自放之義的“自得”，也融進了詩學不雅念，詩學“自得”不雅念中往往有舒放不拘的寄義。以自放為自得也不難以懂得。所謂“自得”，于道則為奇特貫通，不滯礙，無羈絆。于技于藝，則超出法式，瀟灑自若為自得。其精力仍是相通的。總之，“自得”是一種境界，一種達于為所欲為的境界。
當然，論藝之自得，更多的時辰仍是單獨有得之意。這一意義的自得，用于作書作畫，指首創而不蹈襲後人，或超出師法達于首創境界；用于不雅書不雅畫，則指自會于心，于所不雅作品之精力與妙處默契于心。用清人金圣嘆的話說，是為“高手所寫”與“妙眼所見”（《杜詩解·戲題王宰畫山川圖歌》）。前者如宋人米芾《畫史》所論：“大略牛馬人物，一模便似；山川摹皆不成。山川，心匠自得處高也。”這里“心匠自得”是與模仿絕對的概念，唯心有所得，不依傍別人，才能夠有首創。又《宣和畫譜》論郭熙畫說：
郭熙，河陽溫縣人，為御畫院舞蹈場地藝學，善山川冷林，得名于時。初以巧贍致工，既久，又益高深，稍稍取李成之法，布置愈造妙處，然后多所自得。至攄發胸臆，則于高堂素壁，撒手作長松巨木，回溪斷崖，巖岫巉盡，峰巒秀起，云煙變滅，晻靄之間，千態萬狀，論者謂熙獨步一時。
這段話對我們熟悉藝術的“自得”境界很有輔助，它描寫了畫家郭熙藝術境界晉陞的經過歷程和階段。最後他是院派畫的畫手，善於山川冷林，由此得名。最後的作風當然也是院派的工整，是畫形而不畫意。此后在尋求高深的經過歷程中，進修和接收了先輩山林畫高手李成畫法，在進修李成畫的經過歷程中，完成了衝破和奔騰，到達了自得之境。“取李成之法，布置愈造妙處”是其畫藝晉陞的又一階段。衝破法式達于自得之境是最高階段。所謂衝破，既衝破本身，也衝破師法，包含李成之法。取法李成，是郭熙畫風和藝術之路的要害性轉機。那么取法李成給他帶來的是什么？據宋人劉道醇《宋朝名畫評》記錄，李成，營丘人，世業儒，自幼屬文，能畫山川樹石，那時稱為第一。“于畫精曉造化，筆盡意在，掃千里于天涯，寫萬趣于指下”。又評曰：“李成命筆，唯意所到，宗師造化，自創景物，皆合其妙。耽于山川者，不雅成所畫，然后知天涯之間，奪千里之趣。”李成是一位儒士，其畫法及作品，都光鮮地表示出文人畫的特色。院派畫重法，文人畫主張。郭熙畫法畫風的改變，乃是由法到意的改變。他學李成，以畫抒懷達意，“攄發胸臆”，“撒手”作畫。後人評李成作畫：“寓興于畫精妙，初非求善，唯以自娛于其間耳。故所畫山林藪澤，平遠險易，縈帶波折飛流，危棧斷橋，盡澗水石，風雨晦明煙云雪霧之狀，一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。如孟郊之叫于詩，張顛之狂于草，無適而非此也。”所描寫的是衝破形似與法式，到達“自得”境界后的狀況：唯意所之，從心所欲，但見精力，不見法式。比之詩文，詩文以文字達意，但不離文字不在文字；畫以形達意，不離形也不在形。得魚忘筌，一切之形，都不外“寓興”罷了。這就是自得境界。畫這般，詩也是這般。
不雅書不雅畫，評書評畫，所謂“自得”都是自會于心。宋高宗趙構評米芾書法與詩文說：“米芾得能書之名……冷靜愉快，如乘駿馬，進退裕如，不煩鞭勒，無不妥人意。……古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，支曰：‘貧道特愛其神駿耳。’余于芾字亦然。又芾之詩文，詩無蹈襲，出風煙之上，覺其詞章，迥有凌云之氣。覽者當自得。”按其說，不雅書不雅畫不雅詩，都應如支遁之不雅馬，離往形似，直取精力，同時也是超出凡俗，高眼獨得。有一個比支遁愛馬傳播更廣且更切于我們會商的題目的典故，是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所載九方皋相馬，略往“毛物雌雄”，“所不雅者天機也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”。凡眼所見，只是“毛物雌雄”，是粗者、外者，高眼所見，乃“遺其所不視”，只取氣韻、精力、意思等。這般不雅書不雅畫，方是“自得”。《宣和書譜》評岑宗旦之評書，也是這般：“取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，為論以評其書”，認為其評極為精到：“皆其自得于心，積學于外，而其吐論，所以不愧前人者。”不雅書不雅畫這般，不雅詩也是這般。
“自得”仍是不緣師法的單獨悟得。唐代書法家顏真卿與鄔彤（鄔兵曹）同窗，而懷素則是鄔彤門生。文獻記錄顏真卿與懷素的對話：
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為同窗鄔兵曹門生，問之曰：“夫草書于師授之外，須自得之。張長史睹孤蓬驚沙之外，見公孫年夜娘劍器舞，始得低昂回翔之狀。未知鄔兵曹有之乎？”懷素對曰：“以古釵腳為草書豎牽之極。”顏公于是佯應而笑，經數月不言其書。懷素又辭之往，顏公曰：“師豎牽學古釵腳，何如屋漏痕？”懷素抱顏公腳，唱嘆久之。顏公徐問之曰：“師亦有自得之乎？”對曰：“貧僧不雅夏云多奇峰，輒嘗師之。夏云因風變更，故無常勢。又遇壁坼之路，逐一天然。”顏公曰：“噫!草圣之淵妙，代不停人。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。”
這里“自得”之意很是明白，即“師授之外”單獨貫通所得。鄔彤學草書于張旭，張旭告知鄔彤：“孤蓬自振，驚沙自飛。余師而為書，故得希奇。”以及“公孫年夜娘劍器舞，始得低昂回翔之狀”，這些在張旭為“自得”，在鄔彤為師授。鄔彤模擬古釵腳之狀為草書之“豎牽”，是其自得，而顏真卿以為不如模擬“屋漏痕”，懷素為之嘆服。而懷素之“自得”，乃是由夏云變更，悟得草書之勢，模擬“壁坼”即墻壁的裂痕作草書，極近天然。顏真卿嘆服懷素之妙悟，更悵然于草書之妙悟自得，代有其人。
顏真卿、懷素之“自得”論已使人嘆服，但理學發生以后，有人以為，這只是內在之得而非“自得于內”，故是淺條理的，樸實而未達于妙理的。我們讀一下元代表學中人郝經《移諸生論書法書》關于書法“自得”之論，對照中當即能感觸感染到實際的精粗之別。在郝經看來，學書要顛末若干階段，而“自得”是最終境界：起首，要歷臨秦篆漢隸，行草楷書，到達“超凡進圣”境界：“超凡進圣，盡棄畦町，飛動鼓舞，不知其所以然”，且進一個步驟能“以正為奇以奇為正”，這般書法始備矣。但這只是“學之于人，非自得之于己也”。也就是說，“超凡進圣”非“自得”。第二階段：“必不雅夫六合法象之端，人物器皿之狀，鳥獸草木之文，日月星斗之章，煙云雨露之態，求制作之所以然，則知書法之自。”這一階段，是取法天然而會于心，但“猶得之于外，非自得之于內也”。這一階段如唐人所謂“內得心源，外師造化”，在唐人認為是“自得”，但郝經以為還不是真正的自得。真正的自得，“必精窮全國之理，錘煉全國之事，紛拂全國之變。客套妄慮，毀滅消弛，澹然無欲，翛然有為。心手相忘，縱意所如，不知書之為我，我之為書，悠但是化，然后技進于道。凡有所書，神妙意外，盡為天然造化，不復有翰墨，神在意存罷了……萬象生筆端，一畫立太極，太虛之云也，年夜江之波也，悠悠但是來，浩浩但是逝，邈然無我于其間，然后為得已”。到此始為“自得”。此所謂“自得”分歧于唐人所說的立異，而是到達一種神化之境。到此境界，起首書家必需能從至高的哲學條理掌握事物，深究全國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變”；其次還要到達“澹然無欲”的人生境界，人與書融而為一，“悠但是化”；其三，到“自得”境界，書與我為一，我與六合為一，手下筆端，“不復有翰墨，神在意存罷了”，寫出的是我的精力，但不見我而唯見天然。他應當還有未闡明的話，即這天然之精力乃是天理風行。
如上所述，理學發生之前的“自得”之論，其義曾經相當豐盛。除驕傲自溢之義外，年夜多寄義為后來詩學“自得”不雅念所繼續。理學發生，又給“自得”付與了更豐盛的意蘊，有些寄義將“自得”不雅念進步到了更高的哲學精力的層面，亦多為后來詩學所繼續。
二、理學“自得”論
詩學之“自得”概念重要源自行處理學，假如不清楚、不睬解理學之“自得”，則詩學之“自得”將無由批注。而清楚了理學之“自得”，詩學之“自得”可意到神會，觸處而解。所以，這里將不吝翰墨，切磋理學之“自得”概念。追蹤關心點在宋代表學。
1.自得乃“自得之學”，言其學說分歧于傳統儒學
理學家標榜其學說為“自得之學”交流，自稱“為往圣繼盡學”，就是要表白，其說非得自師授，非得自書傳，是“自家關心出來”，是超出後人的發現。理學開基者周敦頤不怎么應用“自得”一詞，但后人評周氏之學為“自得”，如說：“二程師長教師道學之傳，發于濂溪周子，而《太極圖》乃濂溪自得之妙，蓋以手授二程師長教師者。”宋元之際家鉉翁談理學之產生，可以讓我們清楚阿誰時期，人們是若何以“自得之學”推尊理學的：
周子《太極圖》，義理之宗也；邵子《後天圖》，象數之源也。二子發前圣未發之蘊，海宇所共宗仰，人無異辭也。而朱漢上《易表》乃謂穆君伯長得二圖于西嶽陳希夷氏，以《太極圖》授周子，以《後天圖》授李之才，之才傳之邵子。則二圖乃伯長所傳于西嶽翁者。漢上之語，其征信乎？晚世年夜儒，乃謂《太極圖》周子自得之學，似不以漢上之語為然。
實在，不論兩圖能否陳摶所傳，理學是“自得之學”，在理學外部，則是無可猜忌之定論。理學以勇敢的猜忌精力為先導，離傳說經，不依傍後人，對經籍作出分歧于後人的奇特解會，所謂“濯往舊見，以來新意”。其分歧于“舊見”的“新意”，乃其心自得。程顥說：“吾學雖有所受，‘天理’二字，倒是自家關心出來。”這“自家關心出來”，就是“自得”。程頤《明道師長教師墓表》評價程顥的學術進獻說：“周公沒，圣人之道不可；孟軻逝世，圣人之學不傳。道不可，百世無善治；學不傳，千載無真儒。……師長教師生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。”孟子謝世，雖有圣人之遺經在，但學者專于訓詁而昧于義理。理學家出，才發現圣人之學于千年蒙昧之后。理學家一切這些傳播鼓吹，都是要宣佈，其學說分歧于漢唐經學，分歧于以往儒學，是他們本身的發現。后人也接收這一見解，如葉適說：“程氏兄弟，發現道學，從者十八九。”所謂“發現”，即後人未明而使之明，後人未見至此乃見。這般便又告知我們，學而“自得”，是一個極高的境界，非通俗學道者所能到達。《二程外書》記錄：
南邊學者從伊川既久，有回者，或問曰：“學者久從學于門，誰最是有得者？”伊川曰：“豈便敢道他有得處，且只是指與得個岐徑，令他尋將往，不錯了，已是忒年夜。若夫自得，尤難其人。謂之得者，即是己有也，豈不難哉？若論隨氣力而有見處，則不無其人也。”
“自得者”應是學說的發明者和表現者，只要理學宗師，才幹達此高度，不是普通“中人以上”者所能為。孔子曾說：“正人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。”程頤這般解：“夫此非自得也，勉而能守也。……以勉中人之學也。”在二程看來，能守而未化，是聖人境界，孔子所說博文、約禮的“正人”，即屬于這一境界。學而自得，是超出博文、約禮的高條理的境界。
理學家對他們的“自得之學”長短常自負的，程顥《秋天偶成二首》其二云：“萬物靜不雅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六合無形外，思進風云反常中。貧賤不淫富貴樂，男兒到此是豪雄。”他所“關心”出來的天理，雖只要一個理，但表現于萬事萬物，故“萬物靜不雅皆自得”，這種靜不雅中的“自得”往往使他高興異常，如他曾說：“六合天然之理，無獨必有對，皆天然而然，非有設定也。每中夜以思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”這就是他“靜不雅”中的“自得”。由于他“關心”到的“道”或“理”，既存在于天然的“六合無形外”，又表現于人事的“風云反常中”，此理此道，無所用而不周，無所施而晦氣，致寬大而極精微，所以能“道通六合無形外，思進風云反常中”，于是事物萬變都可應對自若，且到達一種至高的人生境界，取得一種自力不倚的人格精力，故能歷“風云反常”而展現“貧賤不淫富貴樂”之人格。達此境界，有此人格，稱之為“豪雄”。“風云反常”，乃萬事萬物變更的分歧情狀。荀子有言：“貧窮而不約，貧賤而不驕，并遇反常而不窮，審之禮也。”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王先謙集解引王念孫曰：“言遍遇萬事之反常而應之不窮也。”以上可作為“萬物靜不雅皆自得”的基礎懂得，也可以作為對理學“自得”基礎義的微觀不雅照。
2.自得乃自心獨得
“自得之學”，是由“自得”方法體悟得來的。從方式論意義上說，所謂“自得”，乃自心感悟所得，不依師傳，不緣傳注，以心會意，獨得于心。二程誇大：“學貴于自得。得非外也，故曰自得。”這是一種高度歸納綜合的表述。南宋錢時就說得詳細些了，他說：“學貴于自得。非自得，雖師友淵源，不免難免有差。”如上文所言，理學家以為，他們發現的，是圣人千年不傳之盡學。圣人之年夜道，六經之精義，自孟子之逝世，千有余年，淹晦不明。所以對于千余年后的宋儒來說，既無處獲取師授，也不克不及依靠傳注，不克不及“外”得，只能“自得”，只能本身從圣人遺經中體悟得來。北宋諸子周張二程，遞相發現，終使圣學復明，是其自得。《宋史·道學傳序》表達了如許的意思：此道“孟子沒而無傳。兩漢而下，儒者之論年夜道，察焉而弗精，語焉而弗詳。妖言惑眾，起而乘之，幾至年夜壞。千有余載，至宋中葉，周敦頤出于舂陵，乃得圣賢不傳之學……張載作《西銘》……然后道之年夜原出于天者，灼但是無疑焉。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顥及弟頤實生，及長，受業周氏，已乃擴展其所聞……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，下至初學進德之門，融合貫穿，無復余蘊”。這種說法似乎分歧邏輯，但在儒家那里是完整可以講通的。其思想方法，源
